導讀：以有色金屬為支柱產業的廣西河池南丹，一個家、一個村和一個縣，對這個產業產生的成本和效益，有著截然不同的算法。 

　　三農直通車綜合報道：廣西河池南丹，“中國有色之鄉”、“中國錫都”，全國重金屬污染重點防控區域、被污染的刁江源頭。　

　　一個家、一個村和一個縣，對這個產業產生的成本和效益，有著截然不同的算法。　

　　一個家　

　　59歲的韋小強，原來共承包了302畝山地，其中200畝栽種上杉木，每畝平均200株，2002年，為了給三個兒子娶媳婦，韋小強將長了十多年的杉木全部賣出，收入十多萬元。　

　　2008年，韋小強花了5萬元買下樹苗，在300畝的山坡上再次種滿了杉樹。按照市場行情，杉樹的價格已經較6年前漲了兩三倍，同樣15年左右樹齡的杉樹，由平均10塊錢一棵，漲到了至少20多塊錢一棵。　

　　然而這一次，杉樹沒有再像韋小強想的那樣“長得快，長得好”，反而“長不起來”，長了三四年，樹苗最高的也才有六十公分左右。如果護理得當，正常情況下，杉木兩年長一米。　

　　韋小強是南丹縣車河鎮坡前村義山屯人，除了杉樹不長個兒，他2007年在屋后栽種的3畝多柑橘，也已經大部分枯死，剩下的，“一點點不掛果”。　

　　原來，韋小強還有8畝水田。和村里其他農戶一樣，2008年以前，他全部種了水稻，一年可以收8000斤稻谷。收獲的稻谷韋小強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用來養雞養鴨，還可以養兩三頭豬。　

　　2008年，韋小強養了100多只雞及二三十只鴨子。除了供應自己吃，大部分雞被拿到市場上賣。每只雞平均凈賺10塊錢，也就是說，他一年能夠賺個一千多塊錢。　

　　但是，2009年，包括韋小強在內的不少義山屯村民發現，他們的禾苗栽種下去之后發生大面積枯死現象，“80%的禾苗都發烏。”　

　　義山屯與金山銦鍺冶化公司之間僅隔了一條210國道。　

　　盡管后來韋小強和其他村民補種了秧苗，但那年的稻谷產量比往年減產將近一半。　

　　2010年，水稻的產量也沒有達到往年的水平，每畝只有“六七百斤”。　

　　2011年，韋小強的8畝農田只種了1畝水稻和2畝玉米，“夠我們兩個老的吃就行了。”剩下的一畝出租，其他4畝撂荒。　

　　韋小強也沒有再養雞鴨。　

　　他家屋后的3畝柑橘，也因為不結果被砍掉了。　

　　而在2011年7月，他的孫子韋呈和韋福，以及侄孫韋懿郎，全部在河池市疾控中心檢驗出血鉛超標，8月份，孫女韋宇彤又在柳州市婦幼保健院檢驗出血鉛超標。其中，韋懿郎還不到一歲半。　

　　每個月，這些孩子們可以到車河鎮中心醫院每人領取30瓶牛奶和30個雞蛋，作為血鉛異常的營養干預。　

　　一個村　

　　在車河鎮車河村、坡前村、堂漢村，不管是村干部，還是村民，他們看到的，是韋小強這樣的事例不斷被重復。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們一致表示，這個產業讓他們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收益。　

　　車河村，由于界內正好有以鋅礦等有色金屬礦為主的拉么礦、五一礦等，在2001年南丹縣“7·17”重大礦難事故之前，除了國營的車河選礦廠這樣的大型企業，這個村里曾經有二三十個小型選礦廠和冶煉廠。　

　　村干部為記者介紹，1995年，作為車河鎮的中心村，靠近拉么礦的車河村的個體商戶達到最多的數量，總共有八九十個鋪面，本村村民經營的占二三成。　

　　一些村民自己種植的稻谷或者蔬菜，常常銷往礦區或者工廠。在五一礦區，人們還記得，由于采礦隊和礦工很多，當時形成了一個集貿市場。“一天能賣出去兩三頭豬。”堂漢村的王立飛這么說。　

　　車河村新步屯的韋永全記得，當時一些本地的貨車司機，經常會給礦上或者工廠運石料。　

　　當時的年輕勞動力，不少都有隨著包工頭組隊下井采礦的經歷，基本都是臨時工。　

　　但2001年“7·17”事件之后，這些情況都發生了變化，非法采礦點被取締，小型選礦廠和冶煉廠被關停。車河村的個體商戶，減少到原來的2/3，五一礦的集貿市場也不復存在，僅有一兩家鋪面在營業。　

　　2001年后另外一個變化是，在堂漢村、車河村和坡前村，出現了8個規模以上的冶煉企業。　

　　車河村的村干部這樣計算有色金屬產業在當地發展過程中帶來的收益和代價：　

　　收益（就業安置）：　

　　約160人在工業園內的冶煉廠上班，包括冶煉工人及勤雜工等，月工資收入約在1000元至3000元不等。　

　　約130人在車河選礦廠做勤雜工等，月收入600元至1800元不等，收入最高的為建筑工人，基本是臨時工。　

　　約30位貨運司機偶爾給選礦廠或冶煉廠運礦。　

　　這些人數約占到全村勞動力40%，工資收入水平基本相當于外出廣東等地務工的水平。　

　　代價（因環境污染農作物或經濟作物損失）：　

　　水稻：約400多畝稻田受影響，減產70%，按原畝產量800斤、單價1.3元/斤計算，損失約29.12萬余元。　

　　玉米：約1500畝旱地受影響，減產70%，按原畝產量約700斤、單價1.3元/斤計算，損失約95.55萬元。　

　　柑橘：約1000畝柑橘園受影響，減產70%，按原畝產4000斤、單價1元/斤計算，損失約280萬元。　

　　板栗：約1500畝板栗絕收，按原畝產1000多斤、單價2.5元/斤計算，損失約375萬元。　

　　桃梨：約500畝桃梨絕收，按原畝產3000斤、單價1元/斤計算，損失約150萬元。　

　　杉樹（或松樹）：7000多畝用材林幾乎停止生長，按杉木或松樹正常的生長周期，15年樹齡成樹約為直徑10厘米，每畝種植200棵左右，單價25元/棵，每畝年收入約合333元，在污染影響下，估計效益受損50%，7000畝用材林的損失約為116.55萬元。　

　　而蔬菜的損失難以計算。　

　　在堂漢村，現任村委會主任李再梅說，她種的豆角，往往要種三遍才可能存活，“只要一下雨，菜就全死了”。她說，天上下下來的，就是酸雨。　

　　堂漢村納門屯現任隊長王立寶也說，在村里有冶煉廠之前，他們家的二三十棵板栗樹，以1塊多錢一斤的價格，每年也能賣個1000多塊錢，如今幾乎絕收。這個屯的所有板栗樹，去年基本上全部被砍掉了。　

　　砍板栗樹的，也包括家住拉高屯的李再梅等人，她家的100來棵板栗樹也只長刺球不結果實，干脆砍掉了。她說，早在10年前，全村板栗的年產量甚至超過10萬斤。　

　　10年前，堂漢村六橋屯，是政府扶植的“萬元田”示范點，也就是說，依靠搞大棚菜，實現每畝收入1萬元。在糧食高產競賽中，農民水稻田的畝產量能達到1200斤。　

　　老支書潘鋒家里有幾十畝的柑橘園。這樣規模的柑橘園原來在堂漢村有6個。過去幾年里，堂漢村的3個柑橘園干脆砍掉了柑橘樹，全村只留下了100畝地還種有柑橘，潘鋒說，畝產量也由原來的1.5萬斤，減少到3000斤左右。“有一部分柑橘賣不出去，這個問題大嘍。”潘鋒說，只要說是堂漢產的柑橘就沒人要，一周姓老板的柑橘園里，至今還掛著1萬斤沒人要的柑橘。　

　　就是付玲養的200只雞，在傳出大量兒童血鉛超標之后，也賣不出去了。　

　　堂漢村打昔屯隊長王立飛承認堂漢鋅銦給過村里一些福利，比如送了15噸水泥幫助村里修公路，年終會給村干部和隊長們2000塊錢的紅包，逢年過節可能給村民送些禮物，或者偶爾贊助村干部和隊長們出去旅游……　

　　2008年，車河村污染最為嚴重的三個生產隊獲得賠償。車河村新步屯獲賠償金18000元，瓦廠屯15000元，豐塘屯3000元。　

　　2010年，環保部督辦南丹縣重金屬排放企業環境違法案件，車河村七個生產隊獲得賠償。這次，賠償金直接補給村民個人，賠償標準分成五個檔次：柑橘等水果450元/畝、水田300元/畝、板栗200元/畝、菜地200元/畝及玉米150元/畝。　

　　在堂漢村，部分村民獲得了賠償，比如，板栗的賠償是每棵2.5~4.5元。　

　　一個縣　

　　“（全縣有色產業）工廠停產一個月，全縣財政損失8000萬。”南丹縣工業園區管委會副主任、縣經貿局前局長繆芝龍，這樣對本報記者講。繆芝龍管轄的工業園區，就位于車河鎮車河村和坡前村。　

　　實際上，南丹縣2012年第一個月，財政收入總共也就只有1.06億。　

　　2011年，南丹全縣財政收入為10.02億，河池全市財政收入50.7億。　

　　作為河池市首個財政收入過10億的縣，南丹還得到了河池市委、市政府的賀信。作為縣長，廖國璋說，財政收入增長的首要原因，是大企業大項目的投產。　

　　當地的本土龍頭企業主要包括南方冶煉、堂漢鋅銦、吉朗銦業、金山銦鍺等，而這些企業，在整個河池市范圍內，也可以算是工業龍頭。　

　　2006年，繆芝龍出任南丹縣經貿局局長時，全縣工業總產值是32億，到2011年他離任時，這一數據已經翻了4番。　

　　如果企業像現在這樣，繼續停產兩三個月，繆芝龍說，縣政府就要到自治區財政廳借錢發工資了；如果這些冶煉廠永遠關停，“南丹真的要返貧。”　

　　盡管環保局副局長陸紅承認南丹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同時接受采訪的繆芝龍一再希望記者“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繆芝龍說，作為經濟支柱，有色金屬產業對南丹縣的貢獻是巨大的：　

　　對工業總產值貢獻率達到75%（據南丹縣政府工作報告，南丹縣工業園區五年累計實現工業總產值153億元，2010年全縣工業總產值112.21億元）；　

　　高峰時，最多安置8萬產業工人，如今，直接安置3萬人就業，間接解決1萬人就業，有色產業企業的貨運20%依賴于當地汽運司機，有色產業對當地就業的貢獻率達到50%；　

　　提供稅收（據公開數據，2010年，南丹縣涉礦地稅收入1.33億元，“十一五”期間，有色金屬對南丹縣地稅總的貢獻率為60.36%，接近7億元；2011年，南丹全縣地稅收入為4億元，有色金屬產業貢獻率依舊占“半壁江山”；2010年，有色金屬產業國稅貢獻率為79.58%，共3.08億元）。　

　　反哺農業。　

　　1990年，繆芝龍曾經在南丹縣北部里湖瑤族自治鄉做了一個專題調研，調研結果令他現在記憶猶新：一個四口之家，全年收入僅210元。收入來源包括：采了一些中草藥、捉了一條蛇、種了一些火麻（芝麻的一種——記者注），其他為零；而支出項目包括：每個月1包鹽，3雙解放鞋，用60元買一頭小豬，一年買兩次豬肉。　

　　繆芝龍說，早在上世紀90年代，南丹是一個國家級“特困縣”。　

　　在當年繆芝龍得出“不適宜人類居住”結論的白褲瑤族聚居區，如今卻已經通路通車，修建新居，甚至發展起了旅游業和特色農業。　

　　繆芝龍認為這一切都與有色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政府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靠南部企業的支持。”繆芝龍說，有色金屬產業對當地農村的福利事業也給予了支持。　

　　陸紅做了20多年的環保官員，曾經是廣西第一個鄉鎮環保站南丹縣大廠鎮環保站站長，他記得在1988年之前，南丹縣還沒有設立環保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辦一個工廠，只需要他一個人簽字就可以。“當時不管是國營廠，還是民營廠，污染都很多。”陸紅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南丹縣發源的珠江支流刁江，成為了一條“黑龍江”。　

　　1998年以前，由于上游污染，刁江下游被毀農田達上千畝之多，南丹、金城江、都安三縣區10多個鄉鎮約50多萬人受到影響。　

　　據《廣西日報》報道，早在2008年以前，南丹縣刁江源頭綜合治理投入資金3.9761億元，其中企業投入3.8260億元，縣財政投入治理資金1501萬元。　

　　報道還曾提到，根據《廣西刁江南丹段金屬污染治理與環境修復工程項目建議書》投資概算，僅南丹段的修復和治理就需要6.4億元資金，而整個刁江的治理和恢復，可能需要15億~20億元資金。　

　　陸紅介紹，1995年至2011年，南丹縣財政用于礦山治理、尾礦庫整治等環境綜合治理項目的經費，將近1億元。　

　　作為環保部圈定的國家重金屬污染重點防控區域，2010年，南丹縣獲得中央財政1.05億元，以及自治區配套的916萬元，共計1.14億元，實施刁江流域南丹段重金屬污染綜合治理與修復工程項目；2011年度，南丹再次獲得中央及自治區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5913萬元。兩次共計獲得財政補貼1.7313億元。　

　　陸紅說，根據南丹縣“十二五”規劃，2011至2015年間，全縣將投入55個億，實施100個環境治理項目，重點包括受污染土壤調查及課題研究、能力建設（如在線監測站的建立）、環境綜合治理等方面。　

　　55億資金將包括財政和企業各方面的投入，其中，財政要為民營企業環境保護和治理經費埋單30%、為國營企業環境保護和治理經費埋單70%~80%。　

　　不過，繆芝龍認為“55億”僅僅是一個預算，實際最終并不一定需要投入這么多資金。　

　　還有一個數據是，陸紅說，過去幾年里，縣環保局因為排放污染而向各大礦企或冶煉企業開具的罰單，每年總額大約為200萬，遠低于大小企業林立時的1000萬。　

　　繆芝龍表示“不要提”環境污染帶來的成本和代價，“你把它提出來，其實是很難受的東西。”“為什么以前先污染后發展？這個東西很難講清楚。太復雜了。”繆芝龍說，畢竟有歷史遺留東西摻雜在里面，“追到之前講不清”。“你現在要誰來解決這個難題，不公平的。”　

　　他說，要考慮到全縣還有十幾萬沒有脫貧的老百姓。實際上，很多工業園區周邊的村民，是靠在園區的工廠上班回家蓋了房，“端起碗來吃飯，放下碗來罵娘”。